中华预防医学会专家组：“拐点并不是黎明前的(3)

姜庆五：从分析结果发现，现在看到的高峰，是封城以后带来的效应，如果不采取封城，拐点可能还不会到，现在可能还是另外一种局面。拐点和封城的时间，从流行病学上来说是吻合的。

陈峰：为什么说跟封城是吻合的？因为封城是1月23日，潜伏期平均是6天，也就是说，如果封城有效，那么到了1月29日以后，新发病例数就应该下滑。但是大家看到卫健委报的数，大概平均又晚5天左右，因此从封城到开始下降，应该在10天到12天左右。果不其然，公开的数据就是在2月5日开始降的。

我们刚才所说的拐点是发病高峰，也就是1月26日～29日，但拐点并不是黎明前的黑暗，只是相当于夜里12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时候恰恰是临床上最艰难的时候。因为这个病的治愈时间很长，就像蓄水池一样，进来的水很多，出去的很慢，造成了累计病例数很多的现象。

“很多地方卫健委一把手、二把手没有医学背景，

也没有公共卫生背景”

《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公卫界是不是在话语权上比较弱势？

李立明：平时突发应急的准备，疾控系统天天都在做，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往往是疫情来了，疾控机构和队伍就被重视了，而疫情一走，这支队伍就不被重视了，甚至被边缘化了。我们常调侃说，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实际上是一个“自毁长城”的队伍，你的防病工作做得越好，就越得不到社会和政府部门的重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郝元涛：怎样培养一支优秀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队伍，是大家很关注的，但是现在的形势确实很严峻。从入口来说，现在第一志愿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同学，就算在我们这些优秀的公共卫生学院里，所占比例大概也就不超过30%～40%，有不少都是通过调剂过来的。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对公卫机构的重视不够，它的地位不高；二是大家对公卫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楚。

从出口来说，传统上，很多优秀的毕业生都到疾控中心去工作，但现在优秀毕业生不选择去疾控中心，而是情愿到医院工作在医院里做院内感染工作、科研工作，或者去一些相关的辅助科室，因为相比较医院来说，疾控的待遇差，而医院的待遇好很多。

其实这都值得我们深思，而且要想到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将来大楼有了、机制建立起来了，但是没有一支优秀的疾控队伍，还是很难做好这件事情的。

唐金陵：临床医学专业、口腔医学，都有专业博士学位的授权点，只有公共卫生没有专业博士。我们几个学校已经申请了很多年，但一直没有批下来。公共卫生专业最高的学位就是硕士。这一点也体现了教育、行政各方面的不重视。

《中国新闻周刊》：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公共卫生硕士（MPH）是最高学位吗？

李立明：美国还有公共卫生博士学位。此外，美国所有的州卫生局局长一般都是医学博士（MD）加公共卫生硕士（MPH），这是卫生管理最佳的学历背景。据我了解，美国医学院校里的医学博士（MD）中约有四分之一拥有MPH学位，体现了对公共卫生专业的重视和在美国卫生保健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共卫生专业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职业教育。

姜庆五：这次疫情里，现场处理了好多干部。其实在很多地方，卫健委的一把手、二把手都没有医学背景，也没有公共卫生教育背景，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这是一个需要强有力的专业知识支撑的岗位。湖北疫情早期的各种问题，都与这种“不是专业的人却在做专业的事”的现象有一定关系。

郝元涛：最早接触病人的是临床医生，但医生不仅仅要有个体防治的知识技能，应该还要有一个更高层面的群体防控的理念。这就需要对医生有毕业后的继续教育，特别是关于公共卫生的教育。

“疾控要像消防一样，在疫情处置中有决定权、处置权”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种普遍的探讨，比如说把中国疾控中心（CDC）和美国的相比，发现后者有很强的决策权。现行体制对于疾控工作来说，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汪华：这跟中国卫生健康的指导思想有关系、和体制有关系。当然不能简单跟美国CDC比，这是两个本质不同的系统。我当疾控中心主任这么多年，也到行政部门工作了很多年，极力在为疾控机构呐喊，但我们只能在国家的大框架下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文章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hnyfyx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