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夏衍在华南活动的文化意义

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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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前期夏衍在华南活动的文化意义提要本文从夏衍一生的历史中截取“在华南”这个横断面,剖析其最突出的特征和意义;并从纵向上探究党派他领导文艺和做统战宣传工作的真正原
抗战前期夏衍在华南活动的文化意义提要本文从夏衍一生的历史中截取“在华南”这个横断面,剖析其最突出的特征和意义;并从纵向上探究党派他领导文艺和做统战宣传工作的真正原因。关键词夏衍抗战前期华南《救亡日报》文化意义整个抗战前期(1937一1942),夏卫的活动几乎都在华南:广州一桂林一香港,这是“社会存在”,是历史。而对夏卫的这一“社会存在”,如何评价,评论如何定位,这是一个“社会意识”的问题。夏衍抗战前期在华南活动的“社会存在”,是以文化服务于抗战,对他这一段历史的评价,乃至于今天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意义,这就决定我们要从“文化意义”上来探讨。从夏衍在抗战前期的活动“档案”来看信/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揭开了序幕。这段时间,夏衍在上海,被选为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理事,上海电影编剧导演人协会常务理事,协助于伶等组织“抗敌演剧队”。与郭沫若等创办《抗亡日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lo月12日上海沦陷,《救亡日报》被查封。12月接郭沫若指示,由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筹备复刊《救亡日报》。1938年元旦,伎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仍任总编辑。至lo月21日广州沦陷,夏衍除了在4月下旬护送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去了一次汉口,都在广州主持报社的工作,并写四幕话剧《一年间3、电影剧本《白云故乡》(提纲)。广州沦陷之日,《救亡日报》也出到该日,最后在敌炮中率同人步行离穗,途经肇庆、柳州,于11月7日晚到达桂林。随后,到长沙向周恩来请示工作,到香港得到廖承志、何香凝的大力协助筹得经费,绕道越南回到桂林,复刊嫂救亡日报》,全面开展宣传和统战工作。这段时间,写有随笔<<粤北的春天》。1940年完成表现上海的四幕话剧《心防汐、<<愁城记》,与范长江等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41年皖南事变,《救亡日报》拒登污蔑新四军的消息,当门报纸被没收。接周恩来指示立即转移香港,建立对外宣传据点。2月任中共香港工委成员。由于3月1日,《救亡日报》已在桂林被查封,4月,便在廖承志领导下,与邹韬奋、范长江、杨潮、乔冠华等在港创办《华商报》,开展抗日和党的统战工作。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港英当局投降,香港沦陷。在廖承志等安排下,1942年1月底,与金仲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由香港乘渔船经澳C.J,又经上水、卜水、台山、都斛、柳州,于2月5日回到“文化城”桂林,受到田汉、洪深等竺热烈欢迎。接周恩来指示,4月9日飞重庆,执行新的任务,并完成剧本《水乡吟》和《法西斯细团》等重要作品。夏衍抗战前期在华南活动最突出的特征是文化,其活动最重要的意义也是文化——文化收稿日期:1998--06--15·22.第5期罗俊华:抗战前期夏衍在华南活动的文化意义意义!卜面就从“性质、特征——功能、意义”的角厦逐一论说其文化葸义。(1)《救亡日报》是救亡、统战性质的报纸,是政治文化的载体、媒体。它虽不是中共党报,但恰恰因为它不是党报,才有可能在国统区办下去,才更能发挥统战的作用。夏衍主持《救亡日报》的五年历史,证明厂一个有时代特征的文化意义:文化,可以超越党派之争。在抗战时期,共产党就是巧妙地先跟国民党打“文化桥牌”——频频打出“中华”、“民族”、“同胞”、“兄弟’,、“救亡”、“抗寇’,、“保家卫国”、“爱国主义”、“十大纲领”等牌;派我党曾在黄埔军校和北伐军中任过职的优秀分子在国统区与国民党打交道;通过在上海一广州一桂林出版发行的<<救亡日报》和内地的《新华日报》等报刊传达共产党的声音,使之成为不是党报又胜似党报的特别媒体。(2)夏衍与一大批文化人相处得那么好,与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打交道又那么的顺利,这又说明了一个永恒的文化意义:文化,最可以融洽人与人间的关系,整合群体的共同人性、共同美和人生观、价值观;“文化外交使节”自古至今都是外交的明智选择。据夏衍的回忆,在办嚷救亡日报》的历程中先后曾与他共过事的文化人士有阿英、孙冶方、梅益、于伶、姜椿芳、林林、周钢鸣、姚潜修、叶文津、郁风、于立群、华嘉、陈紫秋、蔡冷枫、谢加因、廖沫沙、张尔华、翁从六、彭启一等人。争取到的义务记者有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人。通过组稿发稿和其他关系联系到的有: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范长江、胡愈之、郑振铎、田汉、孟超、钟敬文、尚仲裔、石辟澜、姜群宸、左恭、孙大光、梁威林、左洪涛、金·山、金仲华、乔冠华、杨东莼、干家驹、茅盾、柯灵、丁职、叶浅予、关山月、丰子恺、吴祖光、周立波、杨朔、戴爱莲、张曙、贺绿汀等名人。通过请示工作与周恩来、郭沫若、潘汉年、廖承志、李子彬、李克农等我党重要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与国民党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直接或间接打交道的有:潘公展、余汉谋、吴铁城、李任仁、黄旭初、张发奎等。还会见过爱国侨领陈嘉庚,与越南的胡志明也有一段奇妙的交往。夏衍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文化外交家”!论学历,夏衍曾留过学,但一个大学文凭也没有拿到;论创作,他自称是半路出家,《包身工》和《上海屋檐下》刚刚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论影响,上述许多人的知名度都超过他;论地位,他不过是小小的《救亡日报》的总编;论经济,他穷过·个叫花子(当时报社的人员一律不支薪水和稿费,每月只发五元的生活费),但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信赖他、尊重他,这也许就是一种文化人格的魅力!据夏衍的回忆,当时周恩来通过廖堆志指示夏衍办报的工作重点是宣传抗战,不要卷入政治漩涡,甚至不要单独跟华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联系。可见,周恩来是深谙文化品格和文人的人格更适合也更能在国统区生存和起作用这个道理的。夏衔此时一身兼数职,多种身份共一体——共产党员、抗战战士、统战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剧作家、电影艺术家、出版家、翻译家、新闻工作者、公关先生等集一身。“文化”,是罩苎他身上的大号风衣。凭着这风衣,知识分子把当成“文友”;国民党和国统区有影响的人物把他当成“文人”;老百姓把他当成可以交心的记者,能写剧本使人流泪的作家。而在这文化风衣卜,夏衍胸口贴的是一个“党”字,他真实的名片显示的身份是“战土”j我们仅以他与胡志明、张发奎交往为例作些说明。,,·据苎衍的回忆,胡志明,原名阮爱国。1940年前后被国民党软禁在桂林。有一天晚上,他票芸芸孟姜差;尝巩言岩等鲁芸韶二向谧孟鹄罢享姜差芸昙三器武汉教育学院学报理丁这件争。1957年夏衍访越,胡志明还念忿不忘这仟事,专门单独与夏衍夜泪,说当年夏衍寄给他的五元稿酬在当时可派上大用场。这件事的意义,始于文化,又超过它原来的意义。夏衍有意无意之间,做了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好事。1940年lo月,蒋桂矛盾激化。蒋介石撤消了白崇禧桂林行营主任之职,广西的军权划归张发奎指挥。为了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夏衍按李克农的指示,以“《救亡日报》郭沫若、夏衍”的名义,给张发奎发厂一个贺电。这个“贺电外交”的举措,比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身份的李克农亲自出面要好得多——既表示了我党对张的“意思意思”,又是以社团组织和文化人的名义发出的;同时,又有利于《救亡日报)>在广西受到保护而顺利出版发行。下面三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第一,夏衍及郭沫若、郁达夫等一大批留学日本的人,为什么没有被日本文化同化,没有像汪精卫、周作人等极少数人一样去与日本人打“沙场娜拉,,的哈哈,去当汉奸,而是成了坚定的抗战积极分子?第二,大革命失败后中苏断交,共产国际“拉普”左的文化思潮由苏联传到日共再传来中国,创造社、太阳社的大部分成员都受到“拉普”和日共“纳普”左的错误的影响。为什么夏衍没有?这对于他以后作为中共派出的代表去领导“左联”,抗战前期去做华南的宣传战工作,有何意义?第三,夏衍凡是写华南生活题材的作品,都是用“现在时”的通讯、特写、随笔等文体;凡是他作为“文艺”来写的,都是用“过去时”叙述,且多是剧本。这是为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要从“文化”——文化的积淀——文化的深层结构——“文化”的形而上意义等层面来剖析。夏衍到日本留学是学工的,学习的是日本当时先进的工程技术。喜欢西欧进步的文学。日本文化没有可能把它同化,相反,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家传家教,孕育了他的主心骨。夏衍的祖父曾在太平天国陈玉成部做过文书;祖母是著名国学家章太炎的堂妹;父亲是不第秀才,教过私塾,业余学医;母亲酷爱民间文学和戏曲,夏衍从小就经常与母亲去看戏。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培育了夏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文化人格。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参加日本进步学生的聚会,接触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见过孙中山,由孙中山指定李烈钧为介绍人加入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中国国民党。1927年回国抵上海,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第一个把高尔基的《母亲》翻译介绍到中国。这个“文化背景”、“政治条件”,决定了夏衍在抗战到来时理所当然的是一名坚定的抗日战士!他特别鄙视周作人的变节和汉奸行为,与茅盾联名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痛斥民族的败类。相反,他对在华的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尽力保护。爱憎分明、正义正直是他的政治文化品格和思想性格。认识夏衍积极参加抗战的思想文化基础,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郭沫若二度东渡而又义无反顾回国抗战,郁达夫在“五四”退潮后一度消极最终成了抗战的烈士。为什么党组织偏偏选派夏衍这个开始时“不曾写过一篇作品的非文艺工作者”(夏衍自述)去联系鲁迅和创造社、太阳社主要成员,筹建和领导“左联”,后来又选派他到华南做宣传和统战工作?会林、绍武的《夏衍传略》对此有比较中肯的解说:这里面确有偶然的机缘:他所在中共闸北区街道第三支部中,主要成员是一批文艺青年和几位太阳社作家,因而与革命文艺界有了较密切的联系。但其决定因素还在于潜在的内因:第一,Al小受根底扎实的文化教养,使他具备了从事文化工作的优越条件;第二,作为中国第一批为新思潮哺育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有深刻仇恨,并由此.?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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