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2)

三、合理性之二：知识分子作家改造自我、皈依大众的努力姿态

毛泽东在 《讲话》中早已明确：大众化 “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9]在香港的文艺工作者对这一点有深入的领会，华嘉前文就说，“要大众化，就要先给大众 ‘化’一下，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全部抛掉，澈头澈尾，脱胎换骨，真真正正的成为人民的一个”。并指出，“我们应该认识今天的普及文艺工作，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就是向人民学习的工作，就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的工作。”而普及又必须推行方言文学。按照这个思路，方言文学问题的讨论和创作就不仅作为文艺大众化实践的一翼，而且成为文艺大众化思想层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检测点了。诗人林林就指出，华南方言文艺运动表现出了 “文艺工作者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再进一步要结合人民大众，要服务桑梓的自我觉悟”。[10]黄绳说得更明确，“方言文艺运动是居留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在自我改造和执行战斗的迫切要求之中发动起来的。”[11]思想改造甚至在文艺大众化的现实要求之前成为方言文学运动的发生契机，40年代华南的方言文学运动已经 “隐含着知识分子走向大众、改造思想的价值期许与自我担当”。

40年代中期，尤其到1948年这个历史转折点之后，香港和华南左翼文艺界的主要文艺思想导向之一就是深入落实毛泽东在 《讲话》中所提出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意见。随着中共在内地战场上的胜利，人们相信，“战场上无可怀疑的胜利仿佛也就理所当然地证明了指导战争的意识形

态的绝对正确与无敌。”[12]人民大众具有的改变历史的力量已然被证明为是一种超越一切的 “神力”。知识分子在为胜利欢欣鼓舞的同时，却自卑、自责于自己游离群众之外。如周钢鸣表示，“在今天，每个知识份子，面临着历史要求我们作自我改造与转变，要求着我们更进一步地去与群众的战斗相结合”。[13]工农的阶级出身的作家 “更容易和能更直接地体验出本身阶级的生活要求和群众的斗争情绪”；“至于由其他阶级出身的作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他要是为着要跟历史社会发展的斗争方向结合，共前进的话，首先就得要放弃自己阶级的狭隘利益和狭隘观念，以至还要和其本身阶级那些与历史社会的发展斗争相违背的许多有害的观念作斗争。同时他为着要在斗争中与人民大众相结合，他就应当无条件地全身心地参加到群众的斗争中去实践，在斗争中来改造自己，一面扬弃自己小资产阶级性格中的弱点，一面吸取无产阶级的性格优点，以至把自己改造转移为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情绪的战斗员。”[14]冯乃超则直接以 《文艺工作者的改造——纪念文艺节》为题，指出 “今天文艺的任务”是 “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来反映中国革命的现实，指导处在或将处在新中国自己主人地位的人民，同心同德去铲除旧社会的根，建设新中国的新生活”，而 “从这里就产生了文艺工作者怎样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进行思想上的自我改造。 “所谓自我改造，就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从自己本身的阶级立场移到另一个进步的阶级立场上去的事情”，“就是小资产阶级移到革命工农的立场”。[15]可以说，40年代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就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而事实上，知识分子作家的思想改造除了对自己小资产阶级出身所带来的思想包袱和作品的 “小资”色彩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外，更主要的则是在行动上 （主要是创作行动）如何切实实现自己与群众结合以及文艺为大众服务这一目标的更新。方言文学就是一个适时而起、应运而生的拯救知识分子作家的 “救命稻草”。方言文学并不止于表面上文学语言的选择问题，它更意味着和体现着文艺大众化的真正实现和知识分子作家改造自我、皈依大众的努力姿态。因此，方言文学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层面之外，在思想层面由于和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而同样获得不可质疑的合理性。

四、合理性之三：对 “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传统的继承

另外，从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方言文学其实是一直存在、隐而未宣的潜在话语。钟敬文在 《方言文学试论》就曾提醒人们，“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一种反封建文化的运动。这个运动在文学方面的任务，是摧毁传统的文学观念、方法和形式，而代以一种跟时代生活状态和要求相适应的东西。在表现媒介上，它主张并实行打倒文言，采用白话——即以北京话做主体的普通话。这个汹汹涌涌的洪流附带着一条小支流，就是对于民众的文学和语言 （方言）的注意，民国七年北京大学的征集歌谣，就是这种活动一个有力的先驱。”这里，钟敬文试图传递的信息是，方言以及方言文学的问题早在新文学运动发生之初就已经被注意到了。之所以只是 “一条小支流”，是由于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在语言形式的变革层面，胡适、陈独秀等 《新青年》同人 （文学革命派）和官方 （教育部）的 “国语研究会”的观点基本一致，对 “言文一致”和 “国语统一”没有异议。 “言文一致”，当然就是以白话 （口语）入文，但纯粹的口语是直接入文还是以书写的文雅之词来规范后再入文就成为一个问题。双方的侧重点均在于后者，即要 “用书写语言来规范口头语言”。[16]如《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里就说：“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然有无量数之国语较之统一之国语孰便，则必曰统一为便；鄙俗不堪书写之语言较之明白近文、字字可写之语言孰便，则必曰近文可写者为便。然则语言之必须统一，统一之必须近文，断然无疑矣。”[17]其中，统一的国语必须 “近文”，强调的就是要用书写语言来规范口头语言，而不是以口头语言 （白话）来进入书写领域。与国语研究会立场近似，陈独秀也认为 《新青年》可以刊登一些文言文章，因为 “既然是取 ‘文言一致’的方针，就要多多夹入稍稍通行的文雅字眼，才和纯然白话不同。俗话中常用的文话 （像岂有此理、无愧于心、无可奈何、人生如梦、万事皆空等类）更是应当尽量采用。必定要 ‘文求近于语，语求近于文’，然后才做得到 ‘文言一致’的地步。”[18]从他对 “文言一致”的描述中，不难看出他更强调的是后者，即口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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