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3)

言需要迁就书写语言。傅斯年也提出 “文言合一”的途径在于 “取白话为素质，而以文词所特有者补其未有”。[19]在以文言来补充白话之外，白话文的语言资源还包括 《红楼梦》、《水浒传》等传统白话文学以及西洋文学。众人的这种观点固然是基于白话由于书写历史较短而可利用的资源不多，并且其词汇基本是非高级的俗词俚语而需要规范和提高这一考虑，但由此带来的书写语言依旧晦涩及欧化却将书写语言（包括文学）面向普通民众 （即使是北方方言区的）的大门掩上了大半。

这种情形到了40年代便为方言文学论者首先不能忍受。冯乃超、邵荃麟在 《方言问题论争总结》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白话文就是 “指 ‘五四’以后通常写在一般作品里的那种做作的欧化的、和人民的言语脱节的、大众所不易了解的白话文”。而方言文学的对象是 “大多数文化水平低落的老百姓，即工农兵”。其中 “最大多数”是 “只有言语没有文字的 （文盲）”，“次大多数”是 “文字和言语不一致的（不懂普通话而略识文字的）”，“少数”是 “获得局部的文字与言语一致的 （懂得普通话也念过一点普通话写的东西）”。方言文学 “所要照顾的”，“最主要的无疑是前两种”。那么，“是以言语去服从文字呢？还是以文字去服从言语呢？毫无问题，应该以文字去服从言语，因为文字的作用本来就是纪录言语”。由此，就 “不能不有纪录方言的文字，和以方言写出的作品”。这样，在方言文学的支持者这里，“言文一致”的 “言”和 “文”由于受益对象的广泛性和具体性而名副其实地一致了。因此，方言文学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新文学运动的深化，并且也由此获得了理所当然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方言文学因其表现对象和表现方式的进化而获得了在文学史上的崭新地位。诗人林林的《白话诗与方言诗》就在肯定方言文艺运动是 “承继 ‘五四’白话文艺运动的基本精神”这一前提下指出：“现在的方言诗，比五四的白话诗，是要大大的进步了。……五四的白话诗，只是知识份子的自我表现，现在的新诗、方言诗，应是广大群众的表现；五四的白话诗，只是歌唱个性的解放，现在的新诗、方言诗，应是唱歌 （按：当为歌唱）中国民族、工农阶级的尊严了！”并因而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进行了新的评估，“30年来文艺的途径” “是走着 ‘之’字形的”，即 “从为人的文学 （白话文学）到今天为工农兵文学 （方言文学），这根红线的曲折伸延，经了三十年，像是迟缓，其实也是飞快的！”似乎方言文学之前的文学运动都是为着方言文学的曲折出现而做的预演，似乎方言文学就是新文学运动的高潮和终点。论调背后隐现的是方言文学论者将方言文学纳入文学正统、赋予其合理性的心态和努力。

由此，无论是从历史着眼还是从现实状况出发，方言文学运动都既是对 “五四”新文学运动精神传统的继承，又是对其时语言及文学的补益。方言文学主张的合理性似乎确凿无疑了。

五、合理性之限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的符合关系

20世纪40年代后期留在香港的这批南方文艺工作者动用了多种理论资源，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方言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但无法忽视的是，方言文学由于语言工具使用范围的限制 （冯乃超等人主张的方言文学是纯粹方言写就的文学，而非普通话夹杂方言的 “揉杂”写作）而难以摆脱其地方性和行之不远的结果。但这并没有影响方言文学论者对方言文学地位的高估。基于 “未来新民主文艺的发展”路向是“向着普及、及与工农兵结合”这一估计，司马文森相信，将来 “地方性文化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加强发展华南的方言文艺运动”将是 “文艺建设上”“最显明的特色之一”。[20]这样，发展方言文学运动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对其发展前景的预估都不存在问题了，于是文协香港分会的代表，已经 “把 《在全国各处发展方言文学运动》的提案，正式带到北平的文工大会上去”，[21]准备推广到全国。

但已然发生的历史则是，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 “文代会”上，茅盾关于国统区以及香港文艺运动的报告中有关方言文学的内容只有区区几个字。①在报告的第三部分 “文艺思想理论的发展”中的第一点，即 “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中，茅盾将 “方言文艺”、“据当时参与的一位学者回忆，本来有一位文艺家负责起草了一节有关方言文学运动的报告，交给茅盾，但大报告出来时却没有被采用。”[22]建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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