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4)

香港的这批文艺工作者大部分迁回广州，在 《对一九五○年华南文艺工作的希望》的笔谈中，只有华嘉仍着眼于华南作为特殊方言地区，文艺普及必须开展方言文学，并继续鼓吹大力发展方言文学运动的必要性。[23]而在北京，1951年3月10日 《文艺报》上开展了关于方言文学问题的讨论。编者在 “编辑部的话”中介绍了邢公畹发表于 《文艺学习》第二卷第一期 （1950年8月1日）的 《谈 “方言文学”》一文，并总结了邢文的观点：“方言文学这个口号不是引导着我们向前看，而是引导着我们向后看的东西；不是引导着我们走向统一，而是引导着我们走向分裂的东西”，而且 “方言文学这个口号完全是从中国语言的表面形态的基础上提出了的；不是从中国语言的内在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的”。编者并在同期《文艺报》上发表了刘作骢的批评文章 《我对 “方言文学”的一点意见》和邢公畹的回应文章 《关于“方言文学”的补充意见》以及周立波的 《谈 “方言问题”》。 《文艺报》摆出一副要把方言文学问题搬上台面 “掰扯”清楚的架势。但现在看来，着眼于普及、提高的刘作骢和着意于方言在文学中的表现力的周立波，在方言以及方言文学存在合理性的认识上，比之深谋于现代民族国家统一的邢公畹，不能不说是略逊一筹。之后发表在 《文艺报》上支持方言文学的文章明显有退守之势，如杨堤指出 “强调用标准语不用方言来创作是不适当的”，“在使用标准语创作时，可以而且需要适当的提炼和吸收各地的方言，来丰富自己的作品”。但 “在一些地方性较强的报章杂志、文艺刊物就需要用更多的方言来创作，使读者感到亲切，使读者更易于接受”。[24]吴士勳虽表示支持周立波提倡和发扬方言的观点，但也认为要“有一定的限度”。[25]到了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分别在北京召开。10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 《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的社论，指出 “目前最迫切的一项工作，就是推广汉民族共同语，同时力求汉语的进一步规范化。”普通话和方言的 “正确”关系是，“普通话是为全民服务的，方言是为一个地区的人民服务的”。而 “语言的规范必须寄托在有形的东西上”，“这首先是一切作品，特别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的规范主要是通过作品传播开来的。”因此，“每一个说话和写文章的人”都要 “注意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必须纠正 “在出版物中特别是文学作品中滥用方言的现象”。至此，方言文学的生命实际上已被判为终止。

对于其中原因，郑树森等香港学者的文章认为，“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不能再强调地域性文艺”，方言文学 “与五十年代初期的政策不尽相符”。方言文学在多个层面具有的历史合理性实际上是有限制的，这个限度就在于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是一种历史的符合关系，而不是必然的符合关系。

就文艺大众化来说，其实践层面和思想层面都是在 《讲话》中的 “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这一中共文艺意识形态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方言文学是对其根本思想的创造性迎合。因而方言文学实质上是在占主流或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之下、在其许可的有限范围内建基立论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方言文学的普及文艺、争取群众的功效符合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因而被允许、甚至被强化，但一旦历史进入新的时期，群众已无须争取，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所必须的各个领域、各种层面的统一又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方言文学自然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正如邢公畹所言：

“在过去的解放战争初期……我们要在国民党统治地区进行文艺上的斗争 (甚至在我们最初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介绍农村，介绍农民，因为那也就是介绍革命。因而在表现中介的问题上，我们提出了 ‘方言文学’的口号，从那个阶段来说，并不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个口号，就是作为对反动统治阶级斗争的策略之一而提出的，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的。但是，自从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解放了若干大城市之后，就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胜利。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政治

“民歌民谣的研究与讨论”看成是1940年的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在若干年后的 “积极成果”，认为其 “给予创作活动以好的影响”。但茅盾指出：“另一方面，因为文艺大众化问题究竟不只是个形式问题，单就形式论形式，也就往往难免于陷入旧形式的保守主义的偏向，也就不能从思想上克服那对于文艺大众化成为最严重障碍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及其文艺形式。”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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