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纪年代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有限合理性

一、华南方言文学运动的热闹与冷寂

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国共内战局面日趋明朗化、共和国即将成立之时，为了践行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 《讲话》）中的文艺大众化精神，一大批居留在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开展了长达三年左右、声势颇为浩大的方言文学运动。当时讨论和创作的热烈情形甚至 “好像回到民国六七年新文学运动发生时候所看到的热闹景象”[1]一样。方言文学论争于1947年10月开始，在持续3个月之后，时任中共华南局香港工作委员会 （简称 “工委”）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 （简称 “文委”）书记的冯乃超和 “工委”副书记、“文委”委员的邵荃麟便代表 《正报》同仁执笔总结，充分肯定了方言文学，并马上得到茅盾和郭沫若的回应支持，促使方言文学论争和创作朝纵深方向发展。但如此重大而“正确”的文艺运动，茅盾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即 “文代会”）上作的报告却一笔带过。[2]建国后，方言文学运动的亲历者和旁观者也都对此保持缄默。之后关于这一时段的各类文学史叙述以及相关研究也没有对之细致梳理和深入探究。由此，不得不让人心生疑窦。

考究起来，方言文学运动得以兴起并发展壮大，必有它的历史合理性，无论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约还是从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方言文学都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而方言的局部性与全民族共同语的整体性之间、方言文学可能带来的地方主义与建国后的全国统筹之间又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缝隙和难以祛除的紧张。因而，其存在的有限合理性需要细探。

二、合理性之一：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层面

方言文学讨论肇始于1947年10月 《正报》第8期发表的林洛的文章——《普及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针对林在文中最后一段谈到的 “地方化”问题，蓝玲、孺子牛、琳清、阿尺等人陆续撰文予以讨论，其中孺子牛 （华嘉）直接提出 “方言文学”一语，由此引起了三个月的论争。1948年1月1日，《正报》编者委托冯乃超、邵荃麟执笔将众人意见整理出来，做了 《方言问题论争总结》一文，确定了方言文学讨论的出发点、对象和中心。出发点即是 “为了文艺普及的需要”，对象是 “大多数文化水平

低落的老百姓，即工农兵”，讨论的中心问题则是给广东方言中许多 “有音而无字”的言语 “借汉字记音”而带来的方音问题。[3]对此，茅盾认为，方言问题 “讨论的开始和进行，虽在华南一隅，而且论题也明显地具有地方性，可是它的影响应该不限于一地。因为 ‘方言’问题不但应当看作 ‘大众化’的一面，而且必须在 ‘大众化’的命题下去处理方言问题，这才可以防止单纯地提倡方言文学可能引起的倒退性与落后性”。在把方言文学问题纳入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合法轨道之后，茅盾进一步反问，“大众化从没有人反对，而对方言文学则竟有人怀疑，这岂不是知有二五而不知有一十么？”[4]从而论证了方言文学从 “出身”到 “目标指向”的纯正性和无可怀疑性。郭沫若则将方言文学的反对派和支持派的对立升格为 “人民路线与反人民路线的对立”，称 “假使是站在人民路线的立场，毫无问题，会无条件地支持方言文学的独立性”。[5]茅盾和郭沫若在香港对方言文学的表态是在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气氛中进行的。

40年代后期，激烈的内战使很多文化人士不得不转移到了香港。在左、中、右三派文化力量中，中共领导并影响的左翼文化活动是香港文坛活动的主流。左翼文化力量在香港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利用香港的和平环境系统地对毛泽东的 《讲话》精神进行全面阐释和宣传。当年在香港的左翼人士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毛泽东 《讲话》作为 “空前的历史文献”的意义，并相信 “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它将整个的主宰着新中国民主文艺，把它带上人民化、大众化。”[6]同样，在现在的香港学者眼中，所谓 “大众化”，就是 《讲话》里重点强调的革命文艺 “向工农兵普及”的问题。为了响应这个 《讲话》精神，华嘉 （署名孺子牛）就提出了 “普及第一”的口号。他说，“中国人民翻身，这是翻天覆地的一件大事，……中国的新文艺必须为广大的要翻身的人民服务，替广大的要翻身的人民办事，这已经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当前最重要的中心工作了。这种工作，我们就把它叫做——普及第一。”而普及对象是 “广大的不识字，愚昧，和没有文化的人民”，因此，“我们必须用他们自己的东西”，包括 “他们自己的语言，和他们所乐意接受的他们自己的一套表现方法，才能恰当地表现出他们的生活和斗争”。也就是说，“此时此地的具体的运用，就必须是普及的方言文艺。”[7]这里，华嘉表达了和茅盾同样的对方言文学定位的观点——方言文学是作为文艺大众化的实践层面而必然出现的。而在民众语言和国语相差很远的广东一带，落实文艺大众化除方言文学几乎别无他途。因此可以说，“华南方言文学运动是居留在香港的南方文艺工作者受解放区文学的刺激、积极响应 ‘讲话’精神，为实现文艺大众化而进行的一场自觉的文学语言运动。”[8]在文艺大众化实践层面，方言文学运动成了顺理成章的题中之义，其合理性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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