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西方学界南方民间文学研究举隅(4)

“中越边境的历史与故事”专题还收录了越南社会科学翰林院的阮氏芳珍()的《跨境新娘：边境渔村的越南妻子，中国丈夫》(Cross-BorderBrides:VietnameseWives,ChineseHusbandsinaBorder-AreaFishingVillage)[15]；东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布拉德利·坎普·戴维斯(Bradley Camp Davis)的《领事视域下的叛乱与统治：改变看中越边境的方式，1874-1879》(RebellionandRuleunderConsularOptics:ChangingWaysofSeeingtheChina-VietnamBorderlands, 1874-1879)[16]；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武唐伦()的《边境矿区的政治：中越边境地区农文云起义中的地方首领、中国矿工和高地社会(1833-1835)》(ThePoliticsofFrontierMining:LocalChieftains,ChineseMiners,andUplandSocietyintheNngV?nVnUprisingintheSino-VietnameseBorderArea(1833-1835))[17]，探讨了中越边境的民俗、婚姻等多个方面。

四、伊莱对瑶族《过山榜》的研究

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历史系的伊莱(Eli Noah Alberts)博士近年重点关注瑶族的宗教与文化，尤其是瑶族文献《评皇券牒》，他于2011年在《台湾人类学刊》发表了《纪念祖先功绩：〈评皇券牒〉中的神话、基模与历史》(CommemoratingtheAncestors’Merit:Myth,Schema,andHistoryinthe“CharterofEmperorPing”)。[18]《评皇券牒》是流传于中国南部、越南和泰国等地区的一种瑶族文献，也叫《过山榜》，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至清初，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古代皇帝的诏书相似。在这篇长论中，伊莱从视觉和叙事两个方面，对《评皇券牒》的分布、流传、产生及其视觉特征、地位与权力的联系进行论述，并分析了《评皇券牒》中的排序基模，主要包括：盘王形象的诞生、“漂洋过海”与盘王的功绩、盘古的创造。过去的学者大多认为《评皇券牒》是中原帝国授予瑶族的敕令，伊莱在这篇论文中认为，《评皇券牒》是“原住民的创作，源自地方的瑶族领袖，他们操弄熟知的帝国文本惯例，为自己、族人和家人谋利”。《评皇券牒》本身经历了被复制、被珍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包含了瑶族的群体记忆，这些记忆有已去世的，也有仍然在世的人的记忆，被纪念的人曾经为中央朝廷服务，同时也是道教精神世界的象征。

伊莱在结语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或许可以成为今后有关瑶族《评皇券牒》研究的研究方向：追踪从明代末年到民国时期在各地流传的独立《评皇券牒》的微观历史，包括这些地区政府的历史，以及瑶族对这些政策的回应等等；瑶族与当地以及跨地区、瑶族与非瑶族之间的联系，还有围绕盘王崇拜而形成的狂热崇拜，都值得进一步关注；将《评皇券牒》中对盘王的描绘，与其他材料(如文本、口头)所反映出的盘王形象进行对比，或许也可以取得令人欣喜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大量瑶族《过山榜》的文献资源，中南民族大学的何红一教授对海外瑶族文献的收藏现状多有论述[19]，国内学界或可通过海外珍藏的瑶族文献，进一步加深对相关民间文学、民俗事象的研究。

五、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影响与特点

由于语言限制，本文主要查阅近年用英语发表并在可阅读范围内的刊物与文献，以上所举四例，仍是沧海一粟，但基本代表了西方学界的研究热点。这些成果中，已译介至国内学界的仍是少数，但西方学者在壮族典籍(如《布洛陀经诗》)的研究与英译、民间故事(如《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的跨国与跨民族分析、口头传统(如《布洛陀经诗》的形式特点)与历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其中，壮族典籍的英译，还引发了国内学者的诸多思考，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主要体现为对民族志英译理论的探讨。

上文提到，贺大卫不仅是一位壮族民俗的研究者，他还积极进行壮族典籍的译介。除了《汉皇与祖皇》外，他的译著还有《杀牛祭祖》(KillingABuffalofortheAncestors:AZhuangCosmologicalTextfromSouthwestChina，2003年)、《招魂》(RecallingLostSouls:TheBaeuRodoScriptures,TaiCosmogonicTextsfromGuangxiinSouthernChina，2004年)。这三本均为壮英双语对照的民族志译作，贺大卫的译作，将他多年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融入其中，可谓是“翻译与研究并重”。黄中习对《杀牛祭祖》的成书过程以及贺大卫的主要经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20]，他还撰文从译介学视角出发，以贺大卫及其译著为例，对民族志译者的角色进行了分析，黄中习认为，译者不仅要理解原文，在将翻译对象文本化时，还要进行现场仪式的考察与摄录，此外，还要成为一个“文化搜集者”，利用民族志的工作与研究方法，传达民族语言文化的深刻意蕴，进行深度翻译[21]。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的陆莲枝教授在主持“民族志翻译视角下的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英译研究”项目时，针对贺大卫的典籍翻译著作，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陆莲枝首先分析《赎魂经》的两个英译本，对《布洛陀》英译中的文化传递模式进行思考，她认为韩家权《布洛陀史诗》(壮汉英三语对照)和贺大卫《招魂》(壮英对照)对《赎魂经》的翻译，都经历了“文化接触——文化阐释——文化表征”三个阶段，但由于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韩家权的译作在性质上属于推介型译出著作，贺大卫的译作则是研究型译入著作。[22]陆莲枝认为，贺大卫的《布洛陀经诗》译作(包括《杀牛祭祖》《招魂》《汉王与祖王》)，“实现了从壮语到英语的直接转换”，避免了从壮语到汉语，再从汉语到英语的二次翻译过程中可能导致的误读，并且综合了人类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将田野调查、全息阐释、深度翻译结合在一起，同时“兼顾经文的口传性、‘活态’性”。[23]总体而言，贺大卫的《布洛陀》英译，“为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提供了新范式”。[24]

文章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hnyfyxzz.cn/qikandaodu/2021/0707/6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