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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西方学界南方民间文学研究举隅(5)

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7-07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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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黄中习、陆莲枝主要从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贺大卫的译作做出评价,因此对贺氏在这些译作中所呈现的对壮族仪式经文的语法、语用及形式特点的分析,

由于黄中习、陆莲枝主要从翻译理论的视角对贺大卫的译作做出评价,因此对贺氏在这些译作中所呈现的对壮族仪式经文的语法、语用及形式特点的分析,以及散见于注解之中的对壮族民俗事象的解读,评述较少或未涉及,而这一点,恰是民俗学者可深究并从中汲取经验的内容。

通过细读近年西方学界对西南、华南地区民间文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有的西方学界相关研究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欧洲古典学到壮族仪式经文研究方法论的建立。贺大卫在二十余年的壮族仪式经文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方法论。(4)详见[澳]贺大卫著;杨树喆译,董晓萍校:《壮族仪式剧研究:关于族际社会的方法论》,《东方丛刊》2000年第2辑;该方法论涵盖了田野调查与文本分析等层面。贺大卫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设的讲座“壮族传统文本方法论”中,也曾就这一方法论进行介绍。而其研究思路与方法,是在欧洲古典学、欧洲汉学的浸润下形成的,与大多数民俗学者不同,他是从语言学研究进入对民俗学的研究。在从事壮族研究之初,贺氏便明确提出:“如果有人想形成关于广西社会的任何重要的见解,他就必须正视壮语和壮族问题,而不能因为语言上的困难而认为它不重要或把它搁置一旁。”[25]《汉皇与祖皇》一书包含了对壮语的丰富解释,这些对壮语和方块字的声调、韵律、构字系统的解读,使得贺氏对《罕王》经诗中的平行式的概括更为精准。贺氏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汉学家龙彼得(Pier van der Loon),随后任职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汉学系,目前任台湾政治大学民族学系教授,其在博士期间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北方的仪式剧、文艺思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对壮族的研究。贺氏在多个研究领域(华北道教、仪式剧、壮族语言文字)与研究所之间的转换,使其得以接触并吸纳不同地域、学派的研究成果,其思想与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而这一点是本土学者较少具备的。贺大卫的学术生命力十分旺盛,在研究过程中,他本人的部分研究观点也在逐渐发生改变,例如,在《〈罕王〉的平行式》一文中,贺氏对早年的一些定论做了自我批判,认为对“汉族—本土”平行式的重要性“率尔言之是不明智的”;而其对壮族仪式经文的称呼之变化,也反映出其本人对壮族民间文学看法的改变。在此笔者仅举一例:贺氏在早年称部分《布洛陀经诗》为“经文”(scripture),而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他认为这些经文具有“史诗”的意味,并在《〈罕王〉的平行式》中称之为“史诗”(epic prose),简言之,术语使用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者研究观念的变化或调整。

(二)在现代语境中重新解读文本,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文本”与“语境”的讨论,是现代民俗学、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民俗学与民间文学学科的重要关键词,尤其是美国民俗学在20世纪的研究转型,为美国和中国学界带来了较大影响。(5)国内民俗学界关于“文本”与“语境”的讨论,主要有:巴莫曲布嫫:《叙事语境与演述场域——以诺苏彝族的口头论辩和史诗传统为例》,《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杨利慧:《语境、过程、表演者与朝向当下的民俗学——表演理论与中国民俗学的当代转型》,《民俗研究》2011年第1期。反映在具体的研究中,是对民俗事象的起源与生存环境及其持有者、传承者的重视。传统的灰姑娘研究以故事文本为中心,研究者们常常将其与欧洲的“灰姑娘”故事进行比较研究,进而阐释中西方异文所体现的两种文化传统的异同,而费伊的《灰姑娘的亚洲起源》一文,以“讲述者”为中心,其考察范围涵盖壮族学者和非学者群体,从而确保了所得结论的客观性、公正性,并选取了故事中独特的“鲤”作为切入点,更多地将这个故事和整个壮族传统以及印度教、佛教的民间文学传统中出现的“鲤”相联系,进行跨境、跨民族的比较分析,为当前的“灰姑娘”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窗。费伊由9世纪的壮族本土环境拓展至9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亚洲文学背景,同时援引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丰富对“灰姑娘”故事的认识。即费伊首先划定研究的时间、空间范围,而后在该时空领域中探讨故事生成的可能性、必然性。受欧洲古典学熏陶的贺大卫,与经历了美国研究范式大转变的费伊·比彻姆,在研究中都重视文本所生长的环境,区别在于,由于研究对象与自身学术倾向的不同,贺大卫偏重于从字词的基本解读中挖掘文本形式的特点,而费伊更侧重讲述者对民间故事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对“文本”与“语境”之关系的强调,还突出地体现在对研究过程中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视。即便是专注于史学研究的安乐博和伊莱,尽管未在自己的文章中强调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但其所资引用的材料,明显来源于丰富扎实的田野基础,只是贺大卫与费伊的田野调查是出于对仪式经文、民间故事背景信息的需要,而安乐博、伊莱的田野调查更多地服务于历史人物的重构、民族史的建立。

文章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hnyfyxzz.cn/qikandaodu/2021/0707/6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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