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西方学界南方民间文学研究举隅(6)

(三)对民间传说在建构史学真实过程中的作用的理性思考。口述史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的勃然兴起，使不少历史学家都将目光转向了传统史学甚少关注的“口头”材料，历史学者们逐渐从日常生活中寻找史料无法体现的内容。如前文所述，安乐博的《杨彦迪：1644-1684年中越海域边界的海盗、反叛者及英雄》借助当代活态的民间传说，还原了一个更为丰满的“杨彦迪”形象。该研究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还原，在方法论层面，也体现出作者是承认这样一种观点的：民间传说在建构史学真实过程中可以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辐射范围、实际操作与运用的技术性，仍需进一步规范化。另一方面，史学家对民间传说的借用，仍是服务于历史研究，因而其对民间传说的论述，往往只是一种辅助性论证，与民俗学、民间文学范围内的传说研究有着本质区别。

(四)史诗研究是当前海外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热土，口头诗学理论的应用价值日愈凸显。就研究内容而言，西方学界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全景式研究态势，关注点集中在史诗、仪式经文、民间故事等方面，其中又以流传已久的古代典籍为重，较少关注当代新生的民间文学。华南、西南地区的史诗与仪式经文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一直是海外学者的兴趣着眼点，俄亥俄州立大学的马克·本德尔(Mark Bender)教授对彝族史诗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国际学界都享有盛誉。仅从《口头传统》(OralTradition)来看，近年海外学者在该刊物发表的南方民间文学研究数量日趋增多，主要有马克·本德尔的《蝴蝶与龙鹰：中国西南地区的史诗整理》(ButterfliesandDragon-Eagles:ProcessingEpicsfromSouthwestChina)[26]，香港中文大学邓彧(Duncan Poupard)教授的《在口头与文学之间：纳西东巴经文个案研究》(BetweentheOralandtheLiterary:TheCaseoftheNaxiDongbaTexts)[27]等。在《亚洲民族学》(AsianEthnology)，近年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对中国民间史诗研究的反思，如安妮(Anne E. McLaren)和埃米莉(Emily Yu Zhang)的《重建当代中国的“传统”民间史诗：文本传播的原则》(Recreating"Traditional"FolkEpicsinContemporaryChina:ThePoliticsofTextualTransmission)[28]等。在研究华南史诗时，口头诗学理论的应用价值日愈凸显。需要指出的是，费伊·比彻姆的《灰姑娘的亚洲起源——广西壮族的故事讲述者》与贺大卫的《〈布洛陀经诗〉中的平行式：中国南方广西中西部的壮族史诗》，都发表于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刊物《口头传统》。贺氏对壮族仪式经文进行的语言学、人类学分析，与帕里、洛德在研究南斯拉夫史诗传统时所采用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与我们的传统诗学中，对民间文学进行文化阐释与重构的解读方式大相径庭。不可否认的是，贺大卫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在当代更好地认清壮族史诗区别于其他民族、国家的史诗的特点。费伊·比彻姆则重点强调“叶限”故事的潜在“传统”，她的研究实际上肯定了“叶限”故事并非文人(段成式)独创，而是有着来自东南亚、南亚的诸多口头传统基础，并且“叶限”故事本身也影响了后来的东亚口头传统(如“鱼篮观音”的故事)与书面传统(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同时，突出了故事讲述者在故事起源与流传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通过解决口头诗学理论在运用到南方少数民族史诗时所遇到的问题，或许有助于该理论自身的修正与完善。

此外，发表华南民间文学相关论著的海外学者或研究机构，很少有如贺大卫这样专注于民俗文化领域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更多学者来自其他学科，如费伊·比彻姆主要从事亚洲文学研究，安乐博、伊莱均来自历史系。研究主体的扩大化与学科多样化，有利于拓宽南方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来自于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之外其他领域的学者，有时往往能以独特的视角，打破文学、社会、历史、民族与民俗研究之间的界限，以广阔的视野，运用多种理论方法进行比较分析。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以 “他者”的视角为华南、西南少数民族撰写民族志，也是当前西方学者的一个研究倾向。

概言之，近年西方学界对华南、西南民间文学的思考与分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且开始朝着整体化、学科化的趋势发展。他们在欧洲古典学与汉学的熏陶中，在美国民俗学与史学的学科范式转变的背景下，所体现的国际视野、严谨的学术论证、深入的学理思考、多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对文本与语境关系的探讨、对田野调查方法论的强调、对史料与现代生活的互补研究，都值得国内学者了解与借鉴。尽管西方学界之间、西方学界与国内学界之间的学术背景、所接受的学术传统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但是他们仍然为拓宽国内民间文学研究的视野、提供多样化的研究范式做出了重大贡献。围绕某一海外学者及其研究论著，追踪其学术路径，从中把握海外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乃至海外中国民俗研究的学理特点，有望为当前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思考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hnyfyxzz.cn/qikandaodu/2021/0707/6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