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及南洋地区所刊西人早期汉文小说初探(6)

此外，早期华南及南洋地区所刊基督教汉文小说，其情节、人物、籍贯也与当时在南洋地区活动的华人身世、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在《生命无限无量》《诲谟训道》《是非略论》中，小说主人公出身于广州一带，并且均从事经商。在郭实猎的小说里，华南沿海城市也是重要的小说素材，这大概与郭实猎在广州十三行的生活经验有关。他笔下的华商与其他十三行商馆区的西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十分接近。比如《是非略论》将陈择善描写成为人和善、乐善好施的富人形象：

陈择善为人沉静寡欲，不贪名利……孤身遂驾船至大英国……故开一店不到二十五年即获利一千余两。故就带此银子回来，到了家乡，知亲邻故旧穷乏者，不忍坐视，危则持，颠则扶，是以乃行施济于亲邻也。①郭实猎著：《是非略论》，新加坡坚夏书院刊本，1835年，第1回，第1页。今天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

而当时西人描述十三行商馆区的中国人时云：“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②《广州“番鬼”录》，第29页。然而，中国本土小说中的广东地区的商人是一些爱钱的资本主义商人形象，③有关中国古代小说中广东地区商人形象的研究可参见邓大情：《广州与上海：近代小说中的商业都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黄杏枝：《清代小说中的广东商人形象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0年；林广志：《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学系，2005年。与郭实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颇为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小说作者试图唤起读者的亲切感，拉近基督教与华人之间心灵距离的文学传教策略。

以上我们对华南及南洋地区所刊早期基督新教汉文小说做了初步介绍，这类小说作为文学作品，兼具西方传教士学习中文的教育功能和向华人传播教义的传道功能。其中教育功能突出表现为它可以作为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的语言材料。基督新教汉文小说中的汉语是一种“日常生活传教式”语言，这些简单的汉语无疑对来华不久的西方传教士有很大的帮助。一位署名为腓烈（Phlio）的作者就曾向读者大力推荐《张远两友相论》：

这些对话以简明的风格写成，包含了大量普通人经常使用的语汇。我之所以在学习之初就选择此书，是因为据我所知，没有一本书比它所含的语汇更为丰富了。我会与老师一起将它研读两三遍，学习之余，还请老师把它抄在空白的簿子上，栏与栏之间间隔开来，一页或许能写两栏以上。④Phlio,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Chinese Repository, Vol.8(7), 1839, p.343.转引自宋莉华：《传教士汉文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小说的传道功能，则主要表现在这些汉文小说成为一种代替实地讲道的布道手段，当时传播的范围包括整个受汉文化影响的国家。马礼逊夫人在回忆录中记载：

当年夏季，他还开始编写一部《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希望它能够对中国传教目标有所帮助。他努力尝试利用一切可行方式广泛地分发《圣经》和宗教小册——不仅遍及朝鲜、交趾支那、暹罗、琉球群岛等地，而且还通过每年到广州经商的大批中国商人把书送进了中国腹地。⑤《马礼逊回忆录》（中文版），第2册，第203页。

可见当时包括小说在内的布道册子，传播范围极为广泛，只要能够读懂文本语言的地方都是他们的分发目的地。可是这些小说究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至今无法详知。当时也有一些传教士对这种分发方式表示担忧：

大量分发书刊只能作为传教士实地讲道的开路先锋……但以分发书刊作为目的而非手段，每年沿着同样的海岸散发数以百万计的书刊，面对传教的禁令又只能以枪炮自保，如此情况对书刊和航行二者都是浪费，可说是一种很有缺陷的传教方式。⑥H.Malcom,Travels in South-Eastern Asia, : Charles Tilt, 1839, pp.164—165.转引自《新加坡坚夏书院》，第46页。

这是1837年在华传教士马孔（Howard Malcom，1799—1879）对郭实猎的航海分书工作做出的评价。不管其效果如何，早期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华南及南洋地区所编刊的汉文小说，本身具有特殊价值和意义。1907年，在上海召开在华传教士百年大会，投票调查“最受欢迎的基督教中文著作”，汉文小说《张远两友相论》名列第二，仅次于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的教理书《天道溯源》，大会报告评述道：

文章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hnyfyxzz.cn/qikandaodu/2021/0707/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