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乡与故乡美国华人基督徒与公理会在华南的传(4)

在学校教育方面，喜嘉理抵港后不久就开办了一所英语夜校和一所主日学校，招收不少学生。一年后，他在香港监管着3所学校，约160名男生；其中的教会学校则有90多名男生。学生每天约花一个半小时学习教义课程，其余时间学习政府教材。与此同时，在乡村地区试办了9所学校，由本地老师授课。①The Missionary Herald, 1884, Aug., Vol.80, No.8, 年，美国公理会在香港开设的7所学校（4所男校，3所女校）实现了男女同校。②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891, Oct., Vol.81, p.69.香港的学校还较早做到了自给自足，美国公理会只需提供老师，学校为老师支付报酬。同样，乡村开办学校的热情也很高。喜嘉理在1906年讲到：“我监管的19所学校里，除了2所在香港外，有17所在乡村，拥有328名学生，几乎所有学校都实现了自立。”③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6, Aug., Vol.102, No.8, p.392.广州的学校教育也较为突出。伍赖信在广州开办了一所男子培训学校，学员大部分都是教会成员；他的夫人珍妮（Jennie M. Nelson）则开办了女子学校。1914年1月，广州开办了一所男童小学及寄宿学校，招收了62名学生。还开办了一所华南女子学校，招收了72名学生，由5位老师授课。学校的宗教氛围浓厚，几乎每个女生在毕业之前都成为基督徒。④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915, Oct., Vol.105, p.179.此外，为适应各差会联合办学的趋势，美国公理会与其他差会联合支持筹建广州基督教高等协和神道学院以及广州私立协和女子师范学校，标志着华南地区的教育传教走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在医疗传教方面，喜嘉理初期在乡村地区访问布道时，发现发放一些帮助戒除鸦片瘾的药品，对传教工作很有促进作用。当时已经有一群中医福音派正在走访各个乡村，一边发放药品，一边宣传圣经，这让喜嘉理深感医疗和传教相结合的方式比起单纯的布道更受人欢迎。他相信医疗传教既可以帮助加强弱势基督徒的力量，又可以树立良好的基督教形象，不失为一种传教良策。于是，他在1890年回美国调养期间，专门修读医科，并于1894年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到广东继续传教。作为医学传教士，除了参与广州的医院的医疗工作外，他还亲自到四邑一带的乡村发放药品。据称，在一个村子里，他一天之内为村民们拔了100多颗牙。他表示：“通常情况下，我不能接收大病患者，但很乐意实施小手术，因为任何成功的手术都比治疗慢性病所产生的印象会更好。在这个村庄发放药品和进行治疗，加上布道工作，是非常有趣和有益的，有几个妇女自愿成为基督徒。”⑤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6, Jul., Vol.92, No.7, p.289.

20世纪初，随着识字率的大幅提高、学校数量的成倍增加以及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数的大量增长，传教士们愈发认识到印刷教会读物的重要性。他们以教会学校为基地，大力开展印刷工作，编制书籍和传单，翻译教义材料，不仅快速有效地促进了基督教的传播，还刺激了当地印刷业和印刷技术的发展。⑥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921, Oct., Vol.111,

四、美国华人基督徒对传教事业的参与和支持

通过上述努力，美国公理会在华南地区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丰硕成果，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国华人基督徒的鼎力相助，他们在加州—香港—广东的传教互动网络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华人基督徒除了请求和推动美国公理会派遣传教士到家乡传教以外，还在实践中与传教士携手合作，通过各种方式参与传教工作，甚至在某些方面独当一面。有些人直接返回家乡，担任牧师、同工和教师等职务，有些人建立了免费学校，甚至建立各种专门的传教组织。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The China Congregational Missionary Society）、图书借阅与福音布道协会（The Book Lending and Evangelizing Society）、母女传教士协会（The Mothers and Girls’Missionary Society）、社会救济协会（The Relief Society）、世界传教士协会（The World-Wide Missionary Society）等。⑦The Missionary Review of the World, 1904, Vol.17, p.386.

（一）积极筹款资助传教事业

美国华人基督徒将自己在美国务工的收入，不仅用于支持美国教会事业，还用于支持家乡的传教工作。1892年7月《传教士先驱报》载喜嘉理记述：“加州各教会共有161位华人基督徒，他们共筹得善款6290.40元，平均每人39.07元；他们为自己协会的开支筹款2029.90元，平均每人12.60元。他们还筹款1913.45元支持家乡教会，平均每人11.88元；同时筹款2181.20元支持外国传教，平均每人13.54元。”①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2, Jul., Vol.88, No.7, p.280.华人基督徒对美国公理会华南传教事业的捐赠非常可观，远远超过了美国公理会为此所提供的直接拨款数额，成为公理会在广东传教的重要经济来源。1889年美国公理会年度报告称：“美国的华人基督徒已经为中国的福音工作筹集了2500元。”②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 for Foreign Mission, 1889, Oct., Vol.79, 年，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在新宁通过租借当地人的店铺开展福音传播工作，教堂的租金、布道者的薪水以及其他日常开销，全由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承担。随着传教规模的扩大、信徒的增多，新宁的旧教堂已经无法满足需求，协会便在中国基督徒和美国华人基督徒中筹募了3000元，并借款1500至2000元，建立了一座新教堂。新教堂于1905年年底落成，开放时聚集了七八百人，这让喜嘉理备感欣喜。③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6, May, Vol.102, No.5, 年，华人基督徒为在广州建立一座教堂而筹集了1900多元。④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2, Jul., Vol.88, No.7, 年，为在新宁的庙边村建立一座教堂，美国华人尤其是翁氏家族进行了大量捐赠，用以购买建造教堂的土地。⑤The Missionary Herald, 1897, Jul., Vol.93, No.7, 年至1901年的五年时间里，华南传道团筹集了多元用以资助香港的教堂建设以及相应开支，⑥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2, Jan., Vol.98, No.1, p.24.美国华人基督徒为此做了很大贡献。而来自香山的美国华人基督徒的特别捐赠，使香山的传教工作保持生机，并且能够年复一年地发展。伍赖信牧师在1906年谈道：“榄边计划修建一座供礼拜用的新房子，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来自这里的美国华人信徒的帮助。他们已经给我寄来了1300元银币，或约650元金币，并且还承诺再捐赠500元银币。”⑦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6, Apr., Vol.102, No.4, p.180.除此之外，在伍赖信的指导下，位于马萨诸塞州的福尔里弗中央公理教会的中国基督教奋进会定期捐款至少100元，用以支持传教工作；位于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南教会的中国主日学校也为传教事业持续慷慨捐赠。⑧The Missionary Herald, 1921, Jun., Vol.117, No.6, p.215.

文章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hnyfyxzz.cn/qikandaodu/2021/0428/5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