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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乡与故乡美国华人基督徒与公理会在华南的传(6)

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4-28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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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主动发起和管理自立教会 早在19世纪50年代,海外就有一些开明的传教组织领导人提出自立自传的主张,他们认为实现自立是传教的目的,反对在亚

(四)主动发起和管理自立教会

早在19世纪50年代,海外就有一些开明的传教组织领导人提出自立自传的主张,他们认为实现自立是传教的目的,反对在亚非拉地区新设立的教会长期仰仗西方差会,形成“母会”和“子会”的不平等关系。19世纪后期,一批具有民族气节的中方神职人员和信徒,开始表达摆脱西方差会控制、中国教会由中国教徒自办的诉求。1872年,陈梦南在广东发起基督教“自立”运动,在广州教徒和美洲华侨的资助下,自行租屋宣教,于1873年成立了“粤东广肇华人宣道会”,开创了华人自办教会的先河。此后,不断有爱国基督徒主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三自”(自立、自养、自传)理论逐渐成为新教传教运动中占主流的传教思想,为来华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类似的探索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和可资借鉴的先例。同时,19世纪后期中国各地不断的反教风潮和20世纪初中国人日益觉醒的民族意识,也为基督教对华传教策略的转变提供了外在动力。⑨吴义雄:《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6-137页。

中国自立教会的实现得益于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人士的共同努力,而美国华人基督徒功不可没。其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组织,即广州的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The China Congregation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anton)和香港的中华公理会堂(The China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Hong Kong),分别在美国华人Joe Jet牧师和翁挺生牧师的管理下独立开展工作。①The Missionary Herald, 1917, Sep., Vol.113, No.9, p.399.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于1884年由华人基督徒在旧金山成立,目地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在家乡传教。协会由美国华人信徒独立组织和管理,接受美国传教士的监督和建议,②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9, Jun, Vol.105, No.6, 故该协会的美国华人信徒与喜嘉理、伍赖信等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中国公理会传教士协会一直践行支持家乡自立教会的初衷。至1905年,已经在新宁的广海、新会、恩平,以及开平的长沙塘等地建立了教堂。这些教堂都是自给自足,华南传道团并不提供资助。③The Missionary Herald, 1905, May, Vol.101, No.5, p.249.到1917年,该协会在华南地区已经拥有5个分堂,5所小学,并拥有数目可观的资产。④The Missionary Herald, 1917, Sep., Vol.113, No.9, p.399.

香港的中华公理会堂之前身,是1901年喜嘉理在楼梯街2294地段所创建的教堂,名为“美华自理会”。1903年,翁挺生接任美华自理会主任,成为第一位华人领导人,并在1904年被按立为牧师。翁挺生牧师致力于香港教会的自立,于1912年在会友中筹集元港币向美国公理会购回教堂全部产权,正式宣布其为华人自立教会,并更名为“中华公理会堂”。⑤参见《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简史》,网址: Missionary Herald, 1918, Apr., Vol.114, No.4, 年,因加入中华基督教会运动,“中华公理会堂”再次更名为“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并逐渐成为美国公理会在华南地区的总堂,相继接管其他堂点。1925年,广州及内地公理传教会同工聚于香港,共商组织“广东公理传道会”,以接收西方差会在广东的工作。1927年,广东公理传道会发起筹募10万元港币基金的运动,翁挺生牧师被推选为副主席,亲自前往美洲各地募捐。1929年,翁挺生牧师回港后正式成立“中华基督教广东公理传道会”,开始全盘接收美国公理会在广东的传教事业。⑦王震廷:《致弟兄姊妹的家书(一八年六月份)》,《公理之故事》2018年第647期,第4页。

五、华人基督徒对中西文化的“双向传播”

人类既是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文明的传播者,随着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不同文明之间进行着碰撞和交流。明清时期天主教以及清末民初基督新教传教士的大规模来华,使“西学东渐”呈现出繁荣景象。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经典及文化知识被传教士翻译或带入西方社会,造就了一批传教士汉学家,又极大地促进了“东学西传”。在此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传教士遵循的是自西向东、再由东向西的传播路径,这里称其为正向性传播路径,亦是较为普遍的一种传播模式。近代以来,中外接触和联系的渠道大大扩展,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已不再是唯一媒介,宗教的联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方面。⑧董丛林:《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2-123页。出国华工、驻外使旅、商人及留学生等亦逐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而近代移民美国的广东华人,成为游走于中美之间的跨文化流动载体。⑨赵欣:《近代旅美华侨华人与中美文化的双向交流》,《史学集刊》2007年第4期。他们不仅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入美国社会,还将西方文化和理念传回祖国家乡,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成为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起到了传播者甚至领导者的作用。⑩刘世红:《广东华侨华人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在此过程中,美国华人基督徒这一特殊群体发挥了独特的功能和作用。与传教士的传播路径相反,美国华人基督徒遵循的是自东向西、再由西向东的逆向性传播路径,促使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一种有别于传教士传播模式的另一番景象。

文章来源:《华南预防医学》 网址: http://www.hnyfyxzz.cn/qikandaodu/2021/0428/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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